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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鐵軍
    來源:北京日報 2020/04/09 09:36:12 作者:董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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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皖南事變損失了7000余人,重建軍部后壯大到9萬余人,新四軍浴火重生!

    周恩來和葉挺、項英的合影。

    皖南事變前的新四軍部隊。

    擔任新四軍政委時的劉少奇在作報告。

    新四軍軍部成立后,軍長葉挺(左三)、副軍長項英(左四)、參謀長張云逸(左二)、副參謀長周子昆(左一)和曾山(左五)在武漢。

    1941年1月6日,從皖南云嶺出發的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9000余人行至涇縣茂林地區時,突遭國民黨軍伏擊。七晝夜血火,9000將士大半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后遇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

    1月17日,皖南上空硝煙未散,國民黨通過其軍事委員會發布通令,誣稱新四軍“叛變”,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

    正是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共同抗日之時,國民黨頑固派蓄意制造的皖南事變,讓共產黨遭受了抗日戰爭期間最嚴重損失,也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距離全面破裂僅一步之遙。

    危局突降,中國共產黨展現了科學研判形勢、駕馭復雜局面的高超能力,牢牢掌握著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的主動權,經過皖南事變前后同國民黨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大大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和影響。對此,毛澤東說:“蔣介石從來沒有像現在受內外責難之甚,我們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

    國民黨取消新四軍番號的第3天,即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5天后,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重鎮鹽城重新建立。

    皖南事變損失了7000余人,重建軍部后壯大到9萬余人,新四軍浴火重生!

    遲到的急電

    1941年1月,新年伊始,位于蘇北的鹽城正經歷著一年中最清冷的日子,朔風陣陣,寒意襲人。

    坐落在鹽城串場河畔的文廟(孔廟)有著數百年歷史,歷經兵燹戰亂,漸近荒廢。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從海安遷駐這里,古廟一改往日的蕭條,成為華中敵后令人矚目的軍政要地。

    然而,欣欣向榮的熱烈氣氛很快被打破。1月9日,新四軍軍長葉挺發來的一封電報,仿佛驚雷在那個寒冷冬日驟然炸響。

    “今日晨北進,又受包圍,現在集全力與敵激戰,擬今晚分批突圍北進。項英、國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裝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為全體安全計,決維持到底。”

    皖南事變爆發了。這封電報發出時,戰斗已經進行了三天三夜,新四軍軍部陷入了重圍。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直屬作戰部隊9000余人從皖南云嶺啟程,奉蔣介石之命北移。寒冬臘月,一場大雨突如其來,讓部隊行程倍加艱難,似乎也預示著前路的兇險。從云嶺到茂林這短短20公里路,竟然走了十四個小時。戰士們非常疲勞,衣服全濕,不得不在茂林原地休整一天。

    歷史驚人的巧合,七年前,即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在茂林譚家橋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紅七軍團的軍團長尋淮洲就犧牲在此。七年后,茂林又成了國共鏖戰之地,被困于此的,是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

    實際上,遠在千里之外的黨中央在皖南事變發生前就判斷出茂林是處險地。1月7日,毛澤東同朱德發急電復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實為政委)項英,提出:“你們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寧國一帶情況明了后即宜東進,乘頑軍布置未就突過其包圍線為有利。”

    很明顯,葉挺、項英在率領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北移時,詳細向中央電告了行軍計劃,甚至包括在茂林休整。但是在這之后,新四軍軍部和中央的通訊中斷了。

    6日拂曉,茂林東南的丕嶺山腳下,新四軍前鋒老3團與國民黨第40師交火,打響了皖南事變第一槍。

    9000余人的新四軍,面對的是8萬余人的國民黨軍,兵力懸殊幾近10倍。

    就在頑軍即將合圍的關鍵時刻,葉挺主張不惜代價攻克星潭,但項英一直猶豫不決。新四軍領導層為是否攻打星潭,竟然從下午3時討論到夜間10時,長達7個小時。

    最終,葉挺的意見被否決,部隊按照項英的意見折回,準備繞到西南和敵人“捉迷藏”。顯然,這是把游擊戰術照搬到大兵團作戰上了。其后,新四軍與國民黨的7個師8萬余人血戰7天,卻再也打不出茂林這塊彈丸之地。

    葉挺和項英的關系,是新四軍史、皖南事變研究都無法繞開的一個命題,兩人的分歧,也在皖南事變中達到了極點。這不僅與當時撲朔迷離的局勢有關,也是由于兩人的個人經歷、性格素養、作戰經驗、地位境遇、組織關系等諸多因素截然不同而產生的。

    項英25歲即成為中央委員,以后一直擔任黨政軍的重要領導職務,在黨內威望很高。他在工人運動、革命戰爭中有許多建樹與業績,特別是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為保存紅軍有生力量和南方革命根據地,可謂歷盡艱險,勞苦功高。

    而葉挺家境很好,早年追隨孫中山,接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和訓練,前往莫斯科學習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經驗,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中成為當世名將。他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軍事領導。但葉挺性格剛毅,受不起委屈,當他于1928年受到錯誤批評時,竟負氣脫黨,游走海外10年之久。

    這兩種不同經歷和素養的領導人成了搭檔,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處事原則也屬正常,但遠不是民間流傳的所謂項英“排擠”“架空”葉挺。

    時任新四軍軍部秘書長的李一氓,是從延安來到新四軍的領導干部,他曾撰文回憶,他到新四軍,本就帶著“葉挺、項英之間的緩沖人”的使命。但是李一氓說,“葉挺軍長在皖南軍部前后停留一年多時間里,一直到皖南事變前,說他與項英之間一定有什么尖銳的矛盾和沖突,也很難說出來,可以說是來無影去無蹤。”而且,“項英還是比較注意處理與葉挺的關系。軍部的正式會議,由葉挺主持;前方部隊的報告、請示,項英都請葉首先批注意見……”

    不過,葉挺和項英也確實沒有成為步調一致、協調配合的親密搭檔。葉挺“三年軍長,四次辭呈”,實際在新四軍軍部的時間不足一年半,究其根源,還在于葉挺糾結于“客卿”的身份。

    共產黨人從挫折中認識到了“黨指揮槍”的重要性。新四軍內實行黨委負責制,各項工作都是通過黨的組織關系進行貫徹執行。項英既是新四軍實際上的政委,又是中國共產黨的東南局書記,在新四軍具有最后決定權。而葉挺不是黨員,新四軍與中央的電報往來他無從知曉,中央軍委新四軍軍分會他沒資格參加,只能“在住室里繞室徘徊”。這讓葉挺實際上無法有效實施軍長指揮權,施展抱負。在給新四軍軍部秘書長李一氓的一封信中,葉挺曾說過:“一個居士不適合當大廟的方丈。”

    皖南事變第二天,新四軍軍部的“七小時會議”上,葉挺和項英在軍事指揮上再生分歧。

    而項英在這之后,犯下了他在皖南事變中最嚴重的錯誤。

    部隊被困大山中,下一步戰略未定,作為新四軍最高負責人的項英,卻在9日凌晨,帶著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軍副參謀長周子昆等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隨行人員,不告而別,真的鉆進山溝打游擊去了。

    當日,新四軍軍部的電臺終于和鹽城的中原局電臺取得了聯絡,于是,有了葉挺的那封急電。

    時任中原局書記胡服通過這封電報,最早知道皖南事變確切消息。簡明扼要的電報,遠遠不能說明被困新四軍的具體情況,但已足以報告形勢之危急。胡服馬上向延安黨中央發去兩封電報,一為告急:“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黨嚴重交涉。”

    另一封則是黨內、軍內的緊急應對: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并令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挺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

    又見同儕并馬歸

    胡服這個名字可能今天很多人并不熟悉,其實,當這個名字剛出現在新四軍指戰員面前時,對大多數人來講也是完全陌生的。

    1940年11月,蘇北小鎮海安,開明士紳韓紫石的家里灑掃一新,準備迎接一位重要的客人。

    新四軍老戰士陸錦榮回憶,當時街道上貼著很多標語,“歡迎胡服委員”“歡迎胡服同志指導工作”。可是基層指戰員還沒有接到傳達,陸錦榮看著“胡服”這個名字,心里納悶:“這個胡服是誰?看樣子比陳司令員還大,來指導我們工作。”

    身為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總指揮的陳毅,當然知道胡服是誰。他在海安熱情張羅著歡迎儀式,要迎接的不只中央領導,還有率部千里馳援蘇北的八路軍五縱司令員兼政委黃克誠。這兩人都是陳毅闊別多年的老戰友。特別是黃克誠,早年就是追隨著朱德、陳毅上的井岡山。

    就在一個月前,1940年10月10日,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和八路軍五縱的先頭部隊,在蘇北東臺縣白駒鎮勝利會師。幾天后,陳毅就迫不及待地從海安趕到了八路軍五縱指揮部駐扎的鹽城,見到了久別重逢的黃克誠。

    陳毅為此賦詩:“十年征戰幾人回,又見同儕并馬歸。江淮河漢今誰屬,紅旗十月滿天飛。”此詩題注:與八路軍南下部隊會師,同志中有十年不見者。

    對比陳毅作于三年游擊戰爭時期的《梅嶺三章》《贛南游擊詞》等詩篇,才能更深入理解陳毅此時滿腔的激動和喜悅。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央局書記項英、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等受命留守蘇區,由此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南方三年游擊戰與紅軍長征、東北抗聯抗日并稱為我軍歷史上最艱苦的三大軍事行動。項英、陳毅等帶領著紅軍留守部隊,在“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的困苦條件下,與不斷“清剿”的國民黨軍殊死相搏,幾度危在旦夕。1936年冬,陳毅創作《梅嶺三章》時,是在傷病中遭圍20余日,“慮不得脫”,這才留下了“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的慷慨詩句。

    抗戰全面爆發后,國共第二次合作,分散在南方八個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成了新四軍,下轄四個支隊,全軍1.03萬余人。從此,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新四軍發展成了華中地區敵后抗戰的主力軍。

    長征一別之后,直到1940年的白駒鎮會師,陳毅才又見到了昔日的戰友故人,怎能不激動。很快,他又見到了只在電報中反復聯絡、代表中央的中南局書記胡服。

    對陳毅來說,胡服也是并馬歸來的“同儕”——他就是劉少奇。

    劉少奇一生中用過很多化名,如周先生、呂文、胡服、陶尚行、趙子琪、成秉真、之啟、莫文華等等。但胡服是他用得最多,時間也最長的。全面抗戰爆發后,他無論在華北、華中還是山東根據地都用這個化名,取義“胡服騎射”,古人穿著胡服便于騎馬打仗,劉少奇用這個化名投身抗日作戰。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同時,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由劉少奇擔任書記。由此,劉少奇前往華中敵后,擔負起了“發展華中”的戰略重任。

    華中是一盤地域寬廣的大棋局,突破口在哪里?深入華中敵后兩年時間的劉少奇,目光瞄向了蘇北。

    蘇北東瀕黃海,南臨長江,北接山東,西有運河,盛產糧、棉、油、鹽等重要物資,又同南京、上海隔江相望,貿易往來相當活躍。抗戰爆發后,日軍大舉西犯時在蘇北只留下少數兵力,占領揚州、南通、徐州等重要城鎮和交通要道,無力控制廣大農村,是當時華中敵后抗戰發展最具潛力的地區。

    新四軍陳毅部東進北上和八路軍黃克誠部南下,都是出自劉少奇的建議。

    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總指揮陳毅、副指揮粟裕、八路軍五縱司令員兼政委黃克誠,齊聚蘇北小鎮海安。“發展華中”大棋局在蘇北落子開局。

    隨后,劉少奇致電中央,請示成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新四軍、八路軍雖然都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但在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新四軍和八路軍屬于不同編制,指揮系統不同。而發展華中,勢必要求在指揮、建制上統一。

    兩天后,中央復電:同意在葉挺過江之后,以葉挺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陳毅為副總指揮。在葉挺未過江前,由陳毅代理總指揮。

    當時的葉挺還在皖南云嶺的新四軍軍部,也仍然是以非共產黨員的身份擔任著新四軍軍長。任命他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足見中央對葉挺的信任和看重。

    11月17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在海安成立,不久后遷往鹽城,準備接應皖南新四軍軍部和葉挺的到來。

    然而,等來的卻是皖南事變的噩耗。

    圍魏救趙計未及

    皖南激烈的槍炮聲在山林中回響著。國民黨軍把茂林地區圍城鐵桶,崇山峻嶺阻隔了槍炮聲,也阻隔了電臺的電波。山外的世界,在三天后才獲知這場血腥屠殺。

    也是在9日收到了劉少奇的急電,在延安的黨中央才獲知皖南事變的消息。震驚之余,毛澤東急忙同朱德電詢劉少奇:“我們尚未接到此項消息,他們何時離開的,現到何處,希夷、小姚(即饒漱石)情形如何,望即告我們”。

    在皖南軍部突圍戰斗酣熱之時,在蘇北鹽城的華中總指揮部終于恢復了與皖南的聯系,并成為延安與皖南聯系的中繼。而華中總指揮部的作用不只是接轉皖南和延安間的電報聯系,而是成了實際上的前線指揮部。

    那些緊張的日子里,劉少奇顧不上吃飯和睡覺,日夜不停地守在譯電室旁,焦急地等待著軍部的來電。同時,向皖南傳遞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來的指示。對此,陳毅曾說:“少奇同志平時每天只抽一包煙,皖南事變那陣子,每天抽五包煙都不夠。他七天七夜沒合眼,緊張的處理皖南事變”。

    侵華日軍倒是和國民黨頑固派“配合”緊密,那邊皖南事變激戰正酣,這邊的日軍飛機對鹽城展開了轟炸。

    作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的文廟挨了一顆炸彈,爆炸的氣浪將房子震塌了,把劉少奇壓在廢墟下。等人們七手八腳把劉少奇扒出來,發現他沒有受傷,這才松了口氣。

    虛驚之后,陳毅仰天罵道:“馬克思不收我們,日本人丟炸彈有啥子意思?浪費!”

    10日,劉少奇又接到被圍中的葉挺、饒漱石給他并轉延安的急電:“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斗,今已瀕絕境,干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即斟酌實情,可否由中央或重慶向蔣交涉立即制止向皖南進攻,并按照原議保障新四軍安全移江北及釋放一切被捕軍部工作人員。”

    情況已萬分危急!

    時任新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錢俊瑞親歷了皖南事變,當時就在葉挺的身邊。他回憶了這封幾近最后訣別意味的電報的發出過程。

    10日拂曉,軍指揮所退到茂林石井坑,9000余人的隊伍已被打散,葉挺身邊僅剩20余人。

    清晨,葉挺一人走到窗口,望見后邊山坡上有兩個自己的戰士橫躺著酣睡,不禁悲從中來,潸然淚下。他回到桌旁,手草一電稿,請延安轉發蔣介石,呼吁蔣看在抗日大義上迅速解圍。

    同時葉挺還草一電,托延安設法轉其夫人。電文稱:此際被圍,生命大致不保。唯如此犧牲,殊出意料。

    交代完后事,葉挺已無牽掛。他說:“是我們犧牲的時候了,不陣亡就要做俘虜,到現在只有一個問題了,打電報給中央,告訴我們完了。”

    但是,戰局瞬息萬變,幾個小時后似乎又有了轉機。新四軍失散部隊源源不斷地向石井坑匯集,整編后竟有5000多人。就連前天企圖帶著十幾名干部“穿插”出去的項英,也因為沒跑出敵人的包圍圈,在石井坑與部隊會合了。

    劉少奇隨后收到了項英發給他并轉中央的電報。項英報告了他離隊突圍的經過:“今日已歸隊。前天突圍被阻,部隊被圍于大矗山中,有被消滅極大可能,臨時動搖,企圖帶小隊穿插繞小道而出,因時間快要天亮,曾派人(請)希夷來商計,他在前線未來……今日聞五團在附近,及趕隊到時與軍部會合。此次行動甚壞,以候中央處罰。我堅決與部隊共存亡。”

    葉挺為著要把這些同志帶出重圍,又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再次致電劉少奇并轉中共中央,說:石井坑可守一個星期,請中央不惜以全面破裂威脅,要國民黨撤圍讓路,否則將全軍覆沒。同時希望“蘇北有所行動以為聲援”。

    然而,石井坑真的能守一個星期嗎?彈已盡,糧已絕,石井坑又是一處無險可守的山溝……

    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洪光中將曾撰文分析,在皖南事變前期,新四軍皖南部隊還有正規作戰能力時,如果在葉挺指揮下強力突破國民黨軍星潭防線,新四軍將起死回生,但當時由項英指揮,“七小時會議”的猶豫不決錯過了戰機。

    而當葉挺接掌指揮權后,恰遇石井坑之圍,他以陣地戰堅守四天。崇山峻嶺中,若采用游擊戰,損失要小得多。但此時擅長游擊戰的項英犯了錯誤,失去了發言權。

    絕境中,葉挺下令堅守:“葉挺如果臨陣走,槍在你們手。”在給中央的電文中,屢屢提及的“堅決打到最后一人一槍”“死守硬拼到最后一人”,也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決絕。

    鹽城的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了解不到石井坑堅守戰的具體細節,首先考慮的是怎樣給葉挺以支援。

    兩部相隔數百公里,中間又是日偽和國民黨軍犬牙交錯,直接支援絕無可能。劉少奇和陳毅在地圖前謀劃良久,在蘇北軍用地圖前用紅鉛筆將興化、曹甸一線重重地劃了一個圈。那是蔣介石嫡系韓德勤領導的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也是蘇北反共軍事政治力量的指揮中心。

    “對頭,這叫圍魏救趙。另外再向中央建議,令一一五師所部把山東沈鴻烈也包圍起來,這樣交換的籌碼就更重了。”陳毅的四川口音,在小廂房改成的指揮部里格外響亮。

    中共中央于13日復電,同意劉少奇和陳毅的作戰計劃,“限電到10天內準備完畢,待命攻擊”,“以答復蔣介石對我皖南一萬人之聚殲計劃”。

    然而,來不及了。

    1941年1月14日,中國歷史上一個不會被忘卻的日子。皖南軍部的新四軍將士,在突圍戰中終因寡不敵眾,數千人被俘、死傷,葉挺軍長被扣,袁國平犧牲,項英、周子昆下落不明(后查明是在突圍過程中被叛徒殺害)。

    堅決反擊

    韓德勤,是新四軍的“老冤家”了。就在皖南事變一個多月前,華中新四軍、八路軍剛剛與韓德勤部打了一場曹甸戰役。有研究稱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是對曹甸戰役的報復性行動,這實在是因果倒置。

    曹甸戰役實為1940年8月黃橋決戰的延續,那時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蘇南部隊東進北上,剛剛抵達黃橋,韓德勤部就大兵壓境,挑起戰端,結果被消滅了1.1萬人。

    曹甸戰役同樣是應對國民黨軍的步步緊逼。國民黨軍與蔣介石的往來電報中,確實也拿曹甸戰役做文章,作為發動“皖南事變”的借口之一。但這完全是“欲加之罪”。

    國民黨早在1939年1月的五屆五中全會上,就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表面合作下暗藏禍心。

    1940年4月2日,顧祝同就電告蔣介石:已制訂了對新四軍皖南部隊“必要時擬斷予以制裁”的三條措施,準備用1個師又2個團的兵力“搗毀撲滅其涇縣附近根據地為主目的,并牽制其北渡,鉗制其活動”。蔣介石復電:“查所擬三項辦法尚屬可行,仰切實督令遵照。”可見其剿滅皖南新四軍的陰謀布置之早。

    在皖南新四軍被圍石井坑之時,蘇北新四軍、八路軍進攻韓德勤,未嘗不是“圍魏救趙”之良計,但隨著皖南事變戰斗的結束,進攻韓德勤也就失去了意義。

    同樣失去意義的,還有周恩來在重慶與國民黨政府的交涉。

    周恩來是1月11日晚才收到中央發來的關于皖南事變的電報,當晚,他迅速找到國民黨談判聯絡代表張沖,嚴重抗議,要求“急電制止”。

    此后數日,中央發來的電報通報著越來越危急的情勢,電報的語氣也愈加焦急,從“提出嚴重交涉”,到“最嚴重交涉”“破裂之責由彼方擔負”,再到“現在是救死問題”……

    周恩來同樣心急如焚,一項儒雅的他,在那段時間里讓重慶當局看到了罕見的怒火中燒的周恩來。

    而國民黨頑固派以欺騙和敷衍對應。周恩來得到的答復是,蔣介石十二日晚“已下了停打的命令”,“已允新四軍假道蘇南渡江,令各軍不要阻止”,“顧(祝同)答應照辦”等虛假承諾。

    事實上,包圍新四軍的各國民黨軍隊沒有一部移動讓路,其對新四軍的進攻一直在進行著,至“十四日十六時”,已“將葉挺俘獲”。

    1月17日,皖南上空的硝煙未散,國民黨通過其軍事委員會發布通令,誣稱新四軍“叛變”,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

    皖南事變中,新四軍9千余名指戰員,約兩千余人突圍,其余大部被俘、失散和犧牲。這是中共自抗戰以來所遭受的最嚴重的一次損失,也是中國抗戰力量的嚴重損失。

    新四軍將士的血不能白流。

    14日,毛澤東電告各戰區八路軍、新四軍負責人:“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

    而新四軍各部都被皖南事變徹底激怒了。“為皖南烈士報仇”的請戰書紛至沓來。

    這時的劉少奇卻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冷靜。他在15日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這里的同志于氣憤之余亦有立即舉行反攻之主張。然根據各方面情況平心靜氣一想,我有下列意見,望中央考慮。”

    在這封1600多字的長電中,劉少奇審慎地分析了局勢并提出了建議:國民黨當局沒有對日投降,國共沒有全面破裂,“目前能在軍事上向國民黨實行反攻者……均無勝利把握”,不利于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劉少奇建議中央:“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

    劉少奇這個既冷靜又實際的正確建議,對中共中央作出處理皖南事變后的決策起了重大作用。

    1月20日,中央來電:決定“政治上取猛烈攻勢”以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政治上的攻勢已經全面展開。18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全面揭露蔣介石制造皖南事變、摧殘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通令的反動實質。

    與此同時,周恩來懷著極大的義憤,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了“為江南死難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并通過各種活動和途徑向中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皖南事變的真相。

    20日,毛澤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向國民黨當局提出關于處理皖南事變《善后辦法十二條》,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動命令,嚴懲肇事者,釋放葉挺和新四軍被俘人員。

    同一天,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

    浴火重生

    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取消新四軍番號最有力的回擊,無疑就是新四軍軍部的迅速重建。以一個新的軍部,接替在皖南事變中損失的新四軍軍部,宣告著新四軍沒有被皖南事變消滅,也沒有因為番號被撤銷而解散。正如新四軍軍歌所唱的:“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1月18日,剛剛獲知國民黨政府撤銷新四軍番號的舉動,劉少奇就給中央發電報,針鋒相對的提出“在蘇北成立新四軍軍部,并以陳代軍長”。

    當時在蘇北重建軍部的最大優勢,就在于有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的基礎。兩個月前成立的這個指揮機構,原本是為了協調統一華中新四軍和八路軍的指揮,人員齊備,除了虛位以待的總指揮再也等不到葉挺的到來。

    正是這一完整而有效的指揮系統的存在,才使得劉少奇在危急關頭有這樣的信心和決心。同時,它也是中共中央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同意在蘇北重建新四軍軍部的重要依據。

    1月20日,國民黨政府撤銷新四軍番號僅僅三天后,延安發布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重新組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茲特任命陳毅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著陳代軍長等悉心整飭該軍……為保衛民族國家,堅持抗戰到底,防止親日派襲擊而奮斗。”

    公開明令的“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讓“政委”終于堂堂正正地出現在新四軍中。

    新四軍剛成立時,國民黨不接受這支隊伍設置政委。實際履行政委職責的項英,公開身份是新四軍副軍長。現在蔣介石撤銷了新四軍番號,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軍的軍事班子,完全脫離了蔣介石的控制,鐵的新四軍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

    這對新四軍來講不啻為一次新生。重建后的新四軍軍部,重新理順了指揮關系,正確地堅持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新四軍職務完全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來決定和任命,軍、師、團三級都設立了政治委員。黨員和黨支部在連隊公開,主力部隊黨員數通常占全體人數的40%以上。

    五天后,即1941年1月25日下午,新四軍重建軍部大會在鹽城游藝園召開。

    儀式簡單而隆重。一座大草棚下,幾張木桌上面鋪了塊臺布,即為主席臺。草棚前的一片空地即為會場,連把椅子也沒有,參會的上千人,或坐在磚頭上,或坐在背包上,更多的人干脆席地而坐。

    氣氛卻熱烈到沸騰。會場四周張貼了很多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內戰反對投降的標語。會場上,聲討蔣介石罪行,為死難烈士報仇的口號聲此起彼伏。

    “我們幾個人大膽來就職,就一定能夠擔負起責任來,而且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定有把握打倒親日派、反共頑固派!”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的就職演說中,一口濃厚的四川口音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新四軍軍部重建了,而在皖南事變中還有七千余人的部隊損失,那可是經三年游擊戰爭磨礪一點點發展起來的,新四軍該怎么補充血液?

    劉少奇和陳毅在軍部重建后馬上向中央請示新四軍部隊組編,他們建議將新四軍整編為4個師,即以蘇北指揮部所轄部隊為第1師,以江北指揮部所轄部隊為第2師,李先念部為第3師,蘇南部隊為第4師。

    中央在1月26日的復電,帶來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除同意提議的4個師外,活動于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部隊也列入新四軍編制。這樣,再加上由皖南事變突圍出來的部隊編成的一個師,新四軍一下子擴編為7個師1個獨立旅。

    皖南事變損失了7000人,新四軍重建軍部后壯大到9萬人!

    再看一看新四軍這7師1旅的師長、旅長,我們就能知道新四軍為何能成為“鐵的新四軍”。他們是粟裕、張云逸、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譚振林、張鼎城、梁興初。

    在此后的抗戰相持階段,新四軍由重建軍部時的9萬余人,發展到主力部隊21萬人,地方武裝9.7萬余人,粉碎了日偽軍近百次大規模“掃蕩”,殲敵8萬余人,從而為抗日戰爭的戰略反攻和后來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決戰參政會

    皖南事變的是非曲直,世間自有公道。幕后操縱者蔣介石,在中共的強大政治攻勢和洶涌的國內外輿論壓力下,狼狽不堪。

    皖南事變主要是國民黨內頑固派鼓動和縱容的結果,多數國民黨高層直至事變發生都被蒙在鼓中,包括事變期間一直緊張地在蔣介石與周恩來之間擔任聯絡的張沖,當著周恩來的面也唉聲嘆氣,表示“沒有臉見人”。

    皖南事變后,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下:“解決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或甚于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也。”

    眾所周知,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在大革命時期蓄謀制造的大規模的反共事件,對其攫取國民黨權杖意義非凡。將皖南事變與中山艦事件相提并論,可見其反共心態、蓄謀已久同出一源,筆端露著竊喜。

    但是到了2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新四軍問題,余波未平,美國因受共產黨蠱惑,援華政策,幾乎動搖。”皖南事變后的那種得意忘形的感覺,迅速蕩然無存了。

    在國內外輿論的一片責難聲和在英、美、蘇3國政府的外交壓力下,蔣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已陷入異常孤立和被動的境地。正如2月7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所說:“‘一一七’命令如此喪失人心,他(蔣介石)的計劃全部破產,參政會又快要開了,非想個妥協辦法,(否則)更加于他不利。”

    確如毛澤東所料,國共兩黨關于皖南事變的政治戰主戰場,轉移到了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

    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原定于3月1日開幕,參政員名單是在皖南事變發生前10多天公布的,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參政員是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等7人。

    蔣介石想借參政會裝扮全國一致,掩蓋皖南事變造成的分裂,迫切需要中共參政員出席捧場。

    這樣的場自然是不能捧的。2月18日,周恩來將中共7位參政員致國民參政會的公函送交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聲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條”未得政府裁奪之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本屆參政會。

    “十二條”即1月20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身份提出的關于處理皖南事變《善后辦法十二條》,包括要求國民黨停止挑釁,懲辦事變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撤銷1月17日命令,取消一黨專政、恢復葉挺自由,及交還全部被俘人槍等。

    《善后辦法十二條》,可以說條條抽在蔣介石臉上,王世杰哪敢答應,他只能找來張沖,托他去和周恩來談判。

    張沖自知皖南事變國民黨失了大義,可又不能對周恩來承諾什么,就懇求將這封公函暫行收回兩天,由他從中斡旋,請蔣介石自己和周恩來談話。張沖還憂心忡忡地說:“蔣是吃軟不吃硬的,結果必致翻臉”。

    對此,周恩來斷然回答:“翻臉已半翻臉了,現在(蔣)所能做的,不過是討伐令,全國清黨,逮捕辦事處人員,封閉《新華日報》等等,我們已經準備著了。至于見蔣,必不能得結果,仍是撤過黃河那一套。”

    以蔣介石一貫的反共立場和行事風格,這時候的確有張沖所說的“翻臉”可能。周恩來也熟知這位“老對手”的狠辣,對此有所準備,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寫道:“我們一切都準備了,即他捕殺討扣,毫無所懼。”

    但是,正處在進退維谷之中的蔣介石不敢翻臉。只是苦了替他出面的張沖。

    2月25日,距離參政會開幕僅剩四天了,張沖開始每日登門,向周恩來“苦苦哀求”,甚至不惜“為了國家”愿跪下懇求中共撤回公函。周恩來仍是搖頭:“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新四軍問題后,政治壓迫、軍事進攻,我們確無讓步可能。”

    3月1日,參政會開幕的日子。一大早,張沖就奉蔣介石之命,登門邀請董必武、鄧穎超參會,皆被拒絕。參政會的開幕式因此拖后了一個小時。據事后黃炎培回憶,蔣介石到會講話“無精打彩”,國民黨參政員也因事先打過招呼而一反常態地“鴉雀無聲”“任各小黨派代表提議”。

    會上,各小黨派代表動議延期1天選舉主席團,以待中共參政員出席。張沖及各小黨派負責人又紛紛來勸周恩來。

    其實,3月1日當天,根據中央指示,周恩來就向張沖提出了新的“十二條”臨時辦法,沒有再提蔣介石最忌諱的“取消一黨專政”“收回‘一一七命令’”“懲辦禍首”等。這是在民主黨派的懇切相邀下,為維護統一戰線所做的仁至義盡的讓步。

    對中共提出的新“十二條”,張沖表示,多數都可設法,但很多仍然“難以做到”。

    中央早已料到這個結果。早在2月4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分,他是不會承認的,而在于以攻勢打退攻勢”。

    中共參政員到底沒有出席二屆一次參政會,蔣介石顏面大失。為找補面子,在會議召開期間,蔣介石就秘密召集國民黨參政員,向他們解釋說:國共最終總要分家的,對此用不著擔心,單從軍事上,三個月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問題是目前還不是時候,目前政治上還只能是防御。

    當然,在公開場合,蔣介石的說法又是一樣。他一邊公開批評中共所提兩個“十二條”都是“信口雌黃,顛倒黑白”,一邊重申剿滅新四軍并非“剿共”,他不僅“決不忍再見所謂‘剿共’的軍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種‘剿共’之不祥名詞留于中國歷史之中”。

    對于蔣介石的這些公開表演,毛澤東則稱之為“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

    參政會后,3月14日,蔣介石終于約見了周恩來。經過了皖南事變的刀劍血火和之后國共兩黨的政治攻防,蔣介石的客套話都非常不自然:“兩月多未見面,由于事忙,參政會開會之前,因不便未見。”

    周恩來語含機鋒地說:“委員長是個忙人,不見也沒有什么關系。”

    在這次半個小時的簡短會面中,蔣介石回避了皖南事變,卻也不再提他強令要求的中共軍隊北移,對于中共軍隊擴軍,明確說:“只要聽命令,一切都好說,軍隊多點,餉要多點,好說”。至于不得壓迫《新華日報》,以及釋放此前扣留的進入邊區的中共有關人員和發放通行護照等事,蔣都滿口答應下來。

    當然,蔣介石的“一切都好說”仍然是鬼話。事實上,皖南事變之后,國民政府斷絕了對新四軍、八路軍的一切供給與補充。但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新四軍、八路軍也就在實際上斷絕了與國民政府的上下級關系,蔣介石再無命令之權。

    國民黨雖然不顧一切地消滅了7000新四軍并宣布撤銷了它的番號,但新四軍照樣存在,并且活動區域及兵力越發擴展與壯大。國民黨其實一無所得,反而威信掃地。

    非但如此,以皖南事變為高峰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堅決有力的政治攻勢下徹底失敗。對此,毛澤東說:“蔣介石從來沒有像現在受內外責難之甚,我們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

    原標題:重建鐵軍

    責編:譚瑩瑩 (如涉版權請聯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轉載請注明海疆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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