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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葆黃河文化的生命力
    來源:學習時報 2020/04/10 09: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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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中華文明的復興不能在任何一個大河流域的缺席下實現。作為國家戰略的黃河文化保護、傳承與弘揚,必須立足歷史、面向現實、展望未來,為將黃河流域從民族誕生的搖籃變為民族復興的熱土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為永葆黃河文化“其命維新”的生命力做出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貢獻。

    南宋畫家馬遠《水圖》之《黃河逆流》

    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的推動下,黃河文化的保護、傳承與弘揚得到流域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一批文化工程正在規劃醞釀,相關創作與研究工作積極展開,黃河文化建設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觀。如果從史學工作的角度出發,作為國家戰略的黃河文化建設,與一般性的文化建設相比,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特別注意。

    國家戰略層面的黃河文化不可“失焦”

    我們日常談論的黃河文化,可以指歷史與現實中與黃河相關的一切物質生產活動與精神實踐活動,其主體是中華民族在黃河流域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黃河文化的博大決定了人們對其的認識必然見仁見智,這亦是黃河文化深入人心且富于生命力的表現。但當黃河文化的保護、傳承與弘揚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時,必須體現出國家意志的清晰指向。歷史上,國家文化戰略的“失焦”有著深刻的教訓,而“聚焦”亦有著生動的經驗。

    戰略性的文化建設活動是中國歷代王朝的一貫傳統,包括典章厘定、史書編寫、文學創作與大型書籍修撰等。國家以制度與財力對這些文化建設活動給予充分的保障,一大批重要文化成果應運而生。歷代“正史”的修纂、《皇覽》到《永樂大典》等類書的編制、鳩摩羅什與玄奘的佛經翻譯、《昭明文選》到《全唐詩》等文學總集的修纂等,無不成為中華文化的瑰寶。然而這些由國家推動的文化工程,對于國家自身的命運卻產生了不同的效果。姚秦政權大力資助譯經,卻因無補于治理很快滅亡;梁武帝與隋煬帝時期重視修纂文集類書,卻變相助長浮華政風,最后釀成顛覆性危局。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化戰略“失焦”的表現。相形之下,唐太宗支持魏征等名臣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為宗旨摘錄出《群書治要》、以總結前代得失為目的大力推動《隋書》等前代史書編寫,暫停一般性文集、類書等編纂,使文化戰略聚焦于為治國理政提供支持,為“貞觀之治”的形成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因此,作為國家戰略的黃河文化傳承、保護、弘揚,必須首先明確焦點;這個焦點,就是要服務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大局,為黃河流域乃至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焦點清晰,具體工作中的抓手才能明確,才能有針對性地扎死寨、打硬仗,誕生一批既服務現實又影響深遠的重大文化成果。在焦點任務之外,與黃河相關的一般性文化工作,不用擔心因此受到忽視,業已成熟的分工體系可以保證其與國家戰略并行不悖。宣傳與黨史部門重視好黃河流域紅色基因的傳承、史學工作者搞好黃河相關的歷史研究、文物工作者搞好流域內的文物保護、文藝工作者提升與黃河相關的創作水平,都是在為黃河文化發展做出貢獻。唯有焦點清晰,黃河文化傳承、保護、弘揚工作才能產生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成果,真正把“中華民族根和魂”守護好、發展好。

    治水文化建設應是黃河文化國家戰略的核心之一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戰略中,“水”是多次出現的重要關鍵詞。水資源保護、解決好水沙關系、推動流域水資源高效利用等無不與“水”息息相關。眾所周知,早在神話時代黃河流域就是大禹治水的主戰場,黃河治理又與歷代各王朝的命運息息相關。無論從現實還是歷史觀察,治水文化都在黃河文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科技文化是黃河流域治水文化的底色。漢代以來,前人在黃河治理特別是下游防洪方面積形成復雜的技術體系,道光年間成書的《河工器具圖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對黃河堤防建設中每一種工具、每一類預制件的詳細圖文記錄。近代以來,李儀祉等現代水利先驅提倡科學治河;新中國成立以來,河流動力學等相關學科飛速發展,當代治河方略的制定已從經驗歸納走向數字模擬論證,治河事業根本改觀。我們應當深入分析古代治河史中技術扮演的復雜角色,大力宣傳現代科技對于黃河治理的決定性貢獻,用科技的視角和觀點為黃河文化的當代復興賦予新的方向感。

    制度文化是黃河流域治水文化的核心內容。漫長的治河歷史浸潤著中國政治與社會文化中發達的制度要素,黃河流域現代治水制度的發展就是生動的例子。新中國成立前,黃河水利委員會的職能設置明顯有祖述清代河道總督的痕跡,陜西、內蒙古等地的灌溉管理機構則借鑒了傳統水利共同體的組織原則。為了應對20世紀50年代黃河、淮河等流域嚴峻的水旱災害,從中央到地方防汛抗旱指揮機制逐步建立,突破行業與部門局限的防汛抗旱工作成為政府處理非常規事件能力的主戰場之一,為建立現代國家應急管理機制提供了重要經驗。黃河流域治水制度體現出的管理機制、動員體制、政府行為規律等制度文化要素理應得到充分重視,將為當前提升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重要借鑒。

    生態文化是黃河流域治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河患是中國最古老的生態問題之一,下游泥沙淤積與中游植被破壞之間的對應關系在清代已為有識之士所重視。在黃河上、中游,藏族與蒙古族同胞關于河流的種種信仰與禁忌,滲透著樸素的生態平衡與生物多樣性觀念;在祁連山區,清代開始就有官民合作保護水源林的明確制度規范。新中國成立以來,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作、“三江源”保護等生態工程、全流域水資源管理調度使得流域生態環境總體向好。如今,生態保護已成為黃河流域治水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文化在黃河文化中的地位也將從偏裨變為核心。如何總結經驗、在治水活動中建立恰當的生態保護目標與機制、激發全社會的生態保護特別是水資源保護意識,是當代治水文化建設中的新課題。

    人類治水活動歷史悠久、分布廣泛,但如黃河治理這樣規模巨大,對民族與國家的影響如此深刻者、其現實意義仍然如此巨大者,世界范圍內難有其匹。治水文化高度凝練了黃河文化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涉及諸多行業和領域,應當成為當前國家戰略層面黃河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

    黃河文化建設實施中亟須注意的問題

    黃河文化建設的具體形式要體現時代的新要求。清代康熙年間,朝廷推動了《淵鑒類函》《古今圖書集成》等書籍的編纂。但當時知識界對于將各種書籍拆散后重新編排、不重文字校勘容易以訛傳訛的類書已不滿意。因此,這些類書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如其后保持書籍自身結構、注重版本校勘的《四庫全書》。在過去一個時期,編纂各類叢書、開發數據庫是各級政府文化建設的主要形式之一,成績固然明顯,但大型叢書質量參差、內容駁雜,數據庫難以拓展兼容、不便實際利用。今日的黃河文化建設,應當充分順應研究精細化、傳播網絡化的時代潮流,文獻整理應在質量而非規模上下功夫,數據庫建設應考慮現有數字資源的有效整合。

    黃河文化建設要體現地域分工、行業協作。明清時期的地方志修纂中,各方志在不離基本規范的前提下于體例安排、文獻剪裁方面都有各自的風格,其中佳作迭出。清代末年,學部下令各地編纂風土志,條目化的指導意見把富于創造性的修纂活動變成了填表,成書質量不高。黃河流域內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文化傳統存在較大差異,故在全國一盤棋的前提下,各省去黃河文化建設不宜過分整齊劃一。另一方面,作為國家戰略的黃河文化建設應積極采取各行業協作的方式。如治水文化建設,曾被視為水利系統內部的行業性文化活動,但事實上牽扯到的行業很多;故在學術上應引入多學科展開綜合研究,水利、文保等部門聯合構建黃河流域治水博物館群,教育部門主導黃河治水故事進課本、進校園,外宣、外交部門積極推動黃河治水經驗走向國際、形成中國軟實力的一部分。

    近代學者張君勱曾提出,中華文明的發展,先后經歷黃河時代、長江時代與珠江時代。事實上,中華文明的復興不能在任何一個大河流域的缺席下實現。作為國家戰略的黃河文化保護、傳承與弘揚,必須立足歷史、面向現實、展望未來,為將黃河流域從民族誕生的搖籃變為民族復興的熱土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為永葆黃河文化“其命維新”的生命力做出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貢獻。

    原標題:永葆黃河文化的生命力

    責編:譚瑩瑩 (如涉版權請聯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轉載請注明海疆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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